杜兆才上任一年来的九大亮点政策（下）

　　记者肖良志北京报道

　　6月20日，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党组成员杜兆才到中国足协担任党委书记满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杜兆才经过国内外的调研之后，出台了9项亮点政策，让中国足球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中国足球的改革，不是中国足协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足球人的大事，谁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015年之前，中国足球的很多改革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王俊生时代，那时候的足球人一声不吱，尽最大努力痛改前非；第二个阶段是阎世铎时代以及反赌扫黑前后，足球人鼻涕眼泪横流，最终却毛病照旧；第三个阶段是蔡振华时代，中国足球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杜兆才引领的是中国足球改革的第四个时代，在前人无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再次打开了中国足球改革的潘多拉魔瓶：中国足球人转变观念，拧成一股绳，甩开膀子加油干，这个魔瓶里飘出的就是天使。

　　历史横亘在身后，现实并摆在眼前，对待足球改革积极的人，就像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对待改革消极的人，就像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关于中国足球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的改革必定是首当其冲，然后才是国字号、职业联赛、青少年等各个具体领域的改革。杜兆才大刀阔斧改革的，必定也是如此。

　　8、酝酿划时代的“财务监管规程”。

　　4月26日、27日，中国足协在新疆召开了财务会议，并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财务监管规程》供大家讨论。

　　如果真的实施这个监管规程，一些俱乐部可能要不同程度上降薪，但是中国足协出台职业俱乐部监管规程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给一线队降薪，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提高俱乐部财务管理水平；增强俱乐部的诚信水平，杜绝假账；使职业俱乐部的财务收支相对平衡、合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换句话说，既要遏制职业俱乐部盲目烧钱，也杜绝俱乐部在账务上弄虚作假，让俱乐部具备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

　　从全新政策的角度讲，对于过渡期内中超和中甲累计亏损不能超过4.5亿元（2018年2亿元、2019年1.5亿元、2020年1亿元）、1.35（2018年5000万、2019年4500万、2020年4000万）亿元，以及一线队薪酬不能超过盈亏平衡计算总收入的75%，的确是一个重磅的消息，甚至引起了一些球员的“恐慌”，不断打听大幅度降薪是不是真的。

　　中国足协在制定财务监管规程的时候，目的是为了让俱乐部的投资趋于理性，而不是让俱乐部小本经营。因此，关于2018至2020年这三年过渡期内的亏损总额，财务监管规程中还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到了2021年正式以三年累计亏损额考核的时候，如果中超俱乐部超过了4.5亿元、中甲俱乐部超过了1.35亿元，俱乐部投资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去消化，比如说母企业可以用增加股东权益的方式增资俱乐部，但是增资的总额度不能超过三年累计亏损总额的3倍，即中超不能超过13.5亿元，中甲不能超过4.05亿元。

　　实际上，这项规定，让中超和中甲三年的累计亏损总额分别变成了13.5亿元和4.05亿元，平均分配到每个年度就是4.5亿元和1.35亿元。

　　上述这些政策属于总量控制，从总体收支上让俱乐部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除了从总量上进行控制之外，财务监管规定中还对中超和中甲俱乐部一线队注册球员的薪酬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每年一线队的薪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签字费等等）不能超过当年“盈亏平衡计算收入”的75%。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营业性收入，而是“盈亏平衡计算收入”。

　　常规意义上的营业性收入包括门票、俱乐部的广告和赞助、中超公司的分成、特许商品收入、政府的补贴等。“盈亏平衡计算收入”则还包括了母企业增加股东权益的增资、母企业或者股东以“捐赠”的方式注资（按照审计要求，每年的捐赠是有限额的）。而且，如果是捐赠，母企业不能向俱乐部寻求任何形式的回报。

　　根据财务监管规定中过渡期三年的要求，中超俱乐部的母企业每年最多可增资4.5亿元，加上常规性的各种收入，像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天津权健、山东鲁能、北京国安、河北华夏幸福等多家俱乐部的“盈亏平衡计算收入”依然可以达到10亿元。10亿元的75%是7.5亿元，应对一线队的薪酬毫无问题，球员的薪资不会大幅度降低。

　　因为财务监管规定实施的是总量控制和一线队薪酬不能超过75%的双重门槛，同时要求俱乐部的收入必须是现金或者基地资产等形式，不能挂空账，堵死了俱乐部做假账的可能，更不可能通过挂空账去“洗钱”。

　　从两个指标进行管控，俱乐部花大价钱购买内外援的时候，可能就要调节队内的薪资结构，一些球员的薪资就要降下来，客观上也能达到降薪的目的，俱乐部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盲目地随意地烧钱为球员提高工资和队伍的赢球奖金。

　　但是，这项改革触及到了各俱乐部相关方面的利益，推行起来的阻力非常大。在目前的形势下，不排除推迟实施的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是中国足协不想改革，而是当改革触动俱乐部的利益时，俱乐部不配合，中国足协就很难办。因为，中国足协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采取红头文件的形式霸王硬上弓。改革进入深水区，只能迂回曲折地慢慢推动。

　　9、启动星火和啄木鸟计划，全面推动铿锵玫瑰复苏。

　　中国足协终于有了像样的女足发展规划。

　　按照中国足协确定的路向，女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短期、中长期和长期。2018年至2020年为基础打造期，这个时期的重点是教练员和球员的发现与培养；2021年至2025年为发展期，这个时期要输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精英人才；2026年至2050年为目标实现期，这个时期要持续输送与世界一流强队相匹配的高水平人才。

　　要想实现上述三个阶段的目标，就必须打造出符合中国女足发展的竞赛体系和青训体系，解决好目前制约女足发展的三大问题。中国新设计的女足竞赛体系为：成年阶段分为女超、女甲和女乙，女超和女甲需要完善，女乙将以大学球队为主（中国足协与10所大学合作）；青少年阶段要设置单年龄段联赛，分为U18、U17、U16、U15；U14、U13、U12则建立训练营制度；其他更小年龄段的孩子要在地区青训中心完成相应阶段的发展与训练。

　　在青训体系方面，青训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每个青训中心都要按照球探体系、竞赛体系、球员培养体系、保障体系、与U系列国字号队伍共建、教练员培养体系的模式去进行建设。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女足竞赛和青训模式，为女足各级联赛以及女足各级国家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孙雯及其团队在设计女足青训体系和发展计划的时候，非常注重对女足教练员的培养，对于教练员的重要性，孙雯用下面一句话来描述：你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和体系，但是训练和比赛提高的关键依然是教练员。

　　意识到女足青训的关键在于教练员，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目前，无路男足还是女足，最大的问题是青训的实战性和实战手段太差，青训的理念落后，不懂得在青少年时代进行必需的各种专项训练，所以成年之后，从基本功到阅读比赛的能力、对技战术打法的理解、场上的预判以及无球跑动等等，都存在诸多硬伤。如果能够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青训教练员，则上述问题就会得到改观，就能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女足人才。

　　为了让女足拥有更多高水平的教练员，足协首先制定并启动了“星火计划。：目的：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前国家队，或俱乐部球员成为未来教练。对象：前国家队或俱乐部球员（B级以上证书，年龄28-38岁）或参加10场以上奥运会世界杯国字号球员。人数：20人以下。

　　该计划的任务是：1、线上线下（比赛实战分析、教学培训、提供训练营和各类精英集训实战机会）。2、综合考核优秀者，赴海外参与世界杯调研和培训。3、未来U系列红队精英教练储备。

　　同时，足协还制定了“啄木鸟计划”。目的：发挥退役顶级球员的特长，利用她们的经验，为女足青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对象：曾经参加过奥运会、世界杯的高水平球员。人数：3-5人。

　　该项计划的任务是：1、 发现问题--视频图片剪辑（中国队比赛、青训比赛）。2、提供内容：视频、图片剪辑（男女世界顶级赛事）。3、竞训顾问（监督）。

　　说实话，中国足协的女足发展规划再好，也必须面对女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难以突破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了阻碍女足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能让女足进步更快。放眼世界女子足坛，还没有一个通行的模式。即使是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日本女足，生存起来也是举步维艰。在日本，女孩子踢球根本挣不到钱，没有办法，日本女足国家队球员的工资，由日本足协发放。

　　中国足协还在积极研究“男足反哺女足”的政策，将借鉴世界足球的先进经验，通过男足带动女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