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奥运改革箭在弦上 干净的奥运只是理想？

不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现代奥运会创办，也已经存在了120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改革呼声。1930年，国际奥委会就对一份《体育改革规划》表示了高度关注。那份文件明确提出：“对体育的批评概括为三类：体力消耗过度，助长智力衰退，拜金主义和逐利思想的扩散。这些弊端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责任不在运动员。负有责任的是家长、教师、公共权力；负有连带责任的是体育联合会的领导和报界。”80多年过去，当初看得清清楚楚的弊端解决得怎样，相信没有人会满意，因此，才有了继续深化改革的大声疾呼，才有了最近三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力推的改革举措，直至《奥林匹克2020议程》出台。

不幸，在里约奥运会上，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决心，更看到了一些项目竞赛规则改革中的偏颇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非改不可的时代要求。这是大势所趋，但绝不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样简单。

反兴奋剂斗争空前复杂。有人煞费苦心发难，就有人大伤脑筋解忧。手握早已获得的证据，却要耗到奥运会开幕临近才拿出手，目的在于净化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要看别人的狼狈和尴尬，答案不言自明。反兴奋剂需要的是勇士，而不是只跟在他人身后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的霍顿口出不逊，指责孙杨有过兴奋剂检测阳性记录，而另一位有违禁前科的明星菲尔普斯仍在劈波斩浪，被誉为最伟大的选手，因为他创纪录地拿到了22枚奥运会金牌，还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没有人提及菲尔普斯那段不光彩的往事，尽管大家都懂得做人要知错就改，但不同的人改过之后，为什么要承受不同的对待？有些人说到东就难忘，说到西竟健忘，什么脑子！

关于判罚的申诉已经成为奥运会上必不可少的景观，问题出在哪里？现在的竞技项目，胜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通常会有多名判官一起执法。几名裁判和仲裁如此默契地“黑”中国选手，或是商量好了精准地压低中国选手得分，这样的报道和评论怕是有心理问题了。不重放比赛的全过程，只选播中国选手占优的镜头，非但难以证明裁判有问题，反而有断章取义之嫌，无异于帮倒忙，白费了好心。在被纳入下届奥运会的设项中，又有主观打分的项目，争议判罚与申诉只会增多，新的冤案注定是2020奥运会的热点，不信，等着瞧！

国人对奥运争光是否已经疲倦，热度和兴趣不再，媒体转而聚焦赛外多有明显娱乐色彩的段子或有争议的风波。信息传播者和受众都需要重温甚至是补课奥林匹克发展史。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以竞技方式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平台，夺取金牌只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具体体现，参与和取胜同样重要。中国拿到500块奖牌，难道是追求已经告一段落的标志吗？赛场上的挫折同样可以培养人的情操，而曲解奥林匹克精神则是有害无益。调整奥林匹克观念，不会因为曾经成功举办过奥运会而一劳永逸。徐嘉余、傅园慧、汪顺取得突破的信息得到强力传播，但男子柔道拿到奖牌，少有人知道程训钊的名字，因为媒体的目光中没有收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各种“赛事预报”“奥运赛程”中都没有将他的比赛列在其中。

改革，不仅是规则，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体育竞技经过锦标至上转向利益主导，接下来向何处去？干净的奥林匹克仍在理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