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一帆欧洲杯日志（四）：追梦的人和真实的巴黎

体坛+特派记者武一帆发自巴黎

“你变化太大了！”在巴黎歌剧院大街附近的一个拐角，我几乎和刘川撞在一起。上次见面是2009年，在贵州凯里驻京办事处的餐厅吃了一顿辣到不行的饭。7年间变化大是自然规律，但我知道刘川指的是我的头发：当时一头烫了卷的长发，现在如死海般萎缩的发际线。他倒没怎么变：黝黑壮大，温文尔雅。

“来来轩”曾是日本著名的中华料理品牌，对日本近代文化有过重要影响。但“来来轩”在东京浅草町的老店在1944年已经倒闭，后人在八重洲创建的新店也在1994年停业。巴黎这家“来来轩”提供中国大学食堂里的标准菜单、可口可乐和0.5升易拉罐装的朝日啤酒。“麻婆豆腐”比粤菜馆子的好得多（刘川语），青椒牛肉散发着方便调料的诡异香气，梦中打嗝都是那个味道。

孤立于商业世界的玛德莲教堂

和所有全球化的大城市一样，巴黎洋溢着“全世界商业文明大团结”的热烈气氛。西班牙作为后富起来的那一部分欧洲，深受比利牛斯山另一侧邻居的影响。比如维哥的雪铁龙工厂、迪卡侬和Orange，西班牙老辈人甚至管小盒装的酸奶就叫“达能”。多年来，法语一直是西班牙教育系统中重要的“第一外语”。然而与所有“友好邻邦”一样，西法两国人民从未放弃互相嘲讽挤对的交流方式，可总结为“懦弱的法国骗子”和“懒惰的西班牙乡巴佬”。

路上可以遇到正在向圣丹尼球场慢慢聚拢的爱尔兰球迷，正如《Lebor Gábala Érenn》（凯尔特民族史诗）中记载的，游荡在整个欧洲的凯尔特先民。刘川说：“巴黎这城市中最出名的爱尔兰人当属詹姆斯·乔伊斯了。”《尤利西斯》在巴黎成书并合法付印。当这部奇书在英美被禁时，已在法国影响了一代人。不过眼前这群爱尔兰球迷沉浸在喜力啤酒和“Ole Ole Ole”的旋律中。当我对着他们轻声哼唱“Siuil A Run”时，他们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用英语高呼：“爱尔兰”！

我俩有一点共识：“对巴黎失望，说这里脏乱差的人，可能都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大仲马和巴尔扎克从未将这里描绘成天堂。和北京、伦敦、马德里一样，巴黎意味着一种生活，而生活是真实的。真实如塞纳河畔的垃圾场、圣丹尼附近的棚户和赤脚行乞的女孩，真实如卢浮宫前的人龙、德彪西的《月光》和餐桌上的漂白桌布。这世界只有商业交易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真实无法估价、不容修饰，既不公平也无关世俗道德。

堵在巴黎的文明之路上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有一条朝圣者进城的必经之路，叫“圣佩德罗”。这路前几年大修过，有快两年时间不通行。所以我猜测石头砌成的路比柏油路难修。每走一段路，就能在地上看到铜制的贝壳标志——也就是著名的朝圣者徽章。其实从圣佩德罗路这一端已经能看到朝圣之路的目的地，圣地亚哥大教堂。所以当我们俩在圣丹尼球场外被保安支来支去，绕着球场走了大半圈才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媒体中心”的指示，我说：“从这里走去圣地亚哥可能更容易。”

圣雅各和布雷奥冈这两个存在于不同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在加利西亚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加利西亚的居民，我很想和爱尔兰的老乡们叙一叙，但不知道从何说起。传说中，一位叫布雷奥冈的凯尔特王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面向大西洋的海角建立了布里冈蒂亚，他的儿子伊斯在一座高塔上远远望见了爱尔兰岛。于是布雷奥冈的子孙们又踏上了迁移之路，在海的那一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加利西亚人相信拉科鲁尼亚就是传说中的要塞布里冈蒂亚，而那座能看到爱尔兰的高塔就是大力神塔。

并非空无一人，而是上错车

加利西亚本意就是“盖尔人的土地”。加利西亚诗人蓬达尔的抒情诗《Os Pinos》被用作“国歌”的歌词。这是一首没有夸耀、赞美和豪言壮语的国歌，有的是怀念、追寻和淡淡的忧伤。加利西亚人仍在梦中体会着先灵的呢喃和古人的意志，一片既无平等、也不博爱的真实土地。四年前，爱尔兰人齐声高唱时，我又想到了《Siuil A Run》：“我卖掉了纺锤、卖掉了线轴，卖掉了我仅有的纺车，为我的爱人买来一把铁剑……”我在巴黎地铁上看到的那赤脚行乞的红裙子女孩，或许也是战火遗孤。可我还是捂紧了胸前的挎包。巴黎是生活，生活是真实的。